在高樓林立的城市裡,一群十多歲的女孩兒迷失了方向,找不到出路在哪裡。
  深圳市一家叫做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工廠里,這群女孩兒每天工作12小時,換取每月2000元的工錢。由於不滿16歲,她們的工作被法律禁止,雇佣她們的企業和她們的監護人,須為此負責。
  她們身後,是近乎絕望的景象——在家鄉四川涼山,海拔三四千米的山區,“孩子簡直像牛羊一樣被放養著”。全家一年的收入,往往只相當於她們在深圳一月所得。
  當聚光燈打來,一個由公安、勞動、應急等部門組成的10人護送隊伍,浩浩蕩盪地陪同她們踏上返鄉之路。涼山州政府也“組織相關部門到火車站迎接孩子”。看起來,一切都朝著圓滿解決的方向發展。
  但是,在這條路上,女童踟躕不前。在新聞鏡頭裡,她們一路飛奔躲避記者,在勞動部門的檢查下,她們“結成同盟,不承認自己是童工”。
  “不想回家,回家每天就只能吃玉米和土豆,在深圳天天都可以吃到米飯和肉。”臨行前,一個女孩兒的話讓她們即將踏上的道路更加模糊。
  “這下孩子們斷了財路,過得好誰願意出來打工?”“讓這群孩子怎麼辦,媒體不該這麼報!”在這個令人唏噓的故事里,人們迅速找到了指責對象。
  這種非議並不陌生。當北京“井底人”王秀青的報道帶來封井的鐵鍬,質疑的聲音和此時幾乎毫無二致。
  批評者的理由簡單直接:涼山的貧窮不能指望一夜轉變,孩子的碗里也不會憑空多出肉來。與其讓她們在山裡遭受更大的苦,倒還不如容忍她們在現代化的城市裡有個棲身之所,“兩害相權取其輕”。
  但是須知,社會的進步並不能靠與現實的妥協推動。必須堅守的一個底線是,即使再貧困,這些迷失於高樓間的童工,也應當安坐於課堂上,即使用工再緊張,企業主和勞動部門監察人員也不應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由童工出現在嘈雜的車間里。
  所幸的是,聚光燈並不總是帶來壞消息。當王秀青居住的熱力井被混凝土封住,他很快被北京的一所學校錄用為保安,走進了明亮的宿舍,這才讓參與報道的記者鬆了一口氣。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應該隨之松一口氣。
  至少,那些踏上歸程的童工們,還在擔心,沒有掙到工錢,很對不起攢了好幾個月錢才湊足500元路費的父母。
  那麼,到底誰該為女童的進退維谷負責?貧困是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但這是一個更大的維度。在這廣闊的空間里,每一個人,每一個環節,都能輕易找到為自己開脫的理由。
  接到舉報便迅速出動,甚至派人陪同女孩兒遣返,深圳市勞動部門堪稱雷厲風行。但女孩兒們不願踏上回家路,或許是因為她們不知道,回家之後會是怎樣一幅圖景?也或許是因為她們知道,一旦聚光燈暗去,她們的生活又將重陷黑暗,甚至再次出山打工。
  2008年,東莞雇佣涼山童工的現象就曾被媒體曝光。聚光燈打到之處,恰如今日之景:涼山州政府第一時間成立工作組“飛赴東莞解救童工”,東莞市委書記也“親自批示”。不過,聚光燈忽然滅掉,一切也就歸於平靜。依稀還能見到的,是一篇刊發於《涼山日報》的報道,稱涼山州喜德縣,“適齡兒童基本上沒有因為貧困而入不了學”。
  那裡,正是這次被遣返的童工的故鄉。
  聚光燈亮時各路人物就粉墨登場,燈光黯淡,也隨之悄悄離去。政府對新聞報道的這種應激式反應,或許才應為童工的不願回家負責。
  而且,這樣的心態不止存在於涼山州或東莞市。當河南鄭州饑寒交迫的農民工在高架橋下死去的消息進入人們視野時,阻擋農民工橋下露宿的花盆和欄桿一夜之間出現,但是轉眼寒冬又至,有誰註意到那些新聞之後建立的“零工信息服務站”,大多已經荒廢成擺設?
  即使在那個看起來圓滿的“井底人”的故事中,也不難覓其蹤跡——早於王秀青十年前,就有一名叫做老於的老人同樣住在熱力井中,媒體的曝光為他帶來了妥善安置,卻沒有人繼而想出辦法提前阻止更多人爬下黑暗的井底。
  “十年前的一次記錄,幫助井底人走出來,過上正常生活,卻沒能幫助這一現象的改觀。十年後的今天,記錄的媒體多了,這樣的一次圍觀最後能帶來什麼效果,我不知道。”在王秀青遇到他的美好結局前,曾有人如此悲觀地寫道。
  其實答案很簡單。圍觀本身並不能真的帶來改變。聚光燈終會暗去,人群也將紛紛離場,若這時仍有一些人留在原地忙碌,解決問題的出路,或許才能真的由此而生。  (原標題:救助童工不應止於應激式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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